第876节
仅从纸面上而言，楚州的土地兼并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大户们隐藏的土地几与在册相当，甚至还要超过，这已经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水准。
但是楚州在土地上的阶级与经济矛盾，并不算尖锐，这得益于楚州良好的基础条件。即便以在册田亩数量来说，人均耕地也有近七亩，虽然这个数据意义不大，但总是具备一定参考价值。
一条运河，一条淮水，一片洪泽，带给楚州百姓的好处实在太大了，即便那些地主大户们占了大头，剩下的汤汤水水，也足够自耕农们活下去。
当然，由于淮河不时犯病，时有天灾，再加上总有经营不善者，楚州的土地兼并趋势依旧明显，直接买卖兼并乃至强取豪夺是有的，但那些隐匿的土地，更多来源却是地主们的主动开荒。
但即便把各种不利因素都算上，楚州的民情都还算稳定，没有地的农民，可以去当佃户，可以去务工，甚至是出海闯荡，总归有条活路。
而在税收上，楚州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大，且不提土地的产出，一条淮扬运河就足够上全州上下的日子过得舒服了，因此转嫁给普通农户身上的压力，也就相对轻松。
关于土地兼并的问题，楚州官府自然不可能毫无察觉，但却很少干预，不愿意去触碰利益集团是一方面，楚州政况民生没有大问题，也是一方面，正常情况下，能够相安无事，没有人愿意主动去招惹是非，这也是官僚的特征之一，维稳本就是他们治理地方的责任之一。
而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矛盾，只要还能压制，不造成大的纷乱，那就是稳定，稳定就代表太平无事。何况，还有两税制这项法条可以解释，土地可以自由买卖，那就意味着土地兼并本就是合法的。
仅从汉法而言，唯一可以指责的，便是土地大规模的隐匿现象，这往往意味着逃税漏税的情况，是在侵害朝廷官府的利益。
但这个问题，对楚州而言，也不算是什么大问题，因为这些年，对于道司分配下来的税收任务，楚州往往是足额上缴，除非天灾等特殊情况，从来没短过。
又不得不提朝廷税制的弊处了，两税法下，由中枢到地方，层层摊派，实则带有一定包税的性质。虽然朝廷制定一系列计税依据，但在真正执行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完全按照朝廷那些条条框框来。
而土地、财产之多寡，贫富之差，既然肉眼可见，但事实上很难具体量化，其参考属性自然大大降低。而各地官僚收税，最终形成了层层摊派、层层剥削的情况，而主要针对对象，自然是那些好欺负、好剥削的平民百姓，如农、牧、渔户，以及小手工业者。
至于朝廷制定的那些计税依据，在各地具体落实之中，也渐渐形同虚设，早期在朝廷严刑峻法之下，或许还有所收敛，但官僚们的堕落速度是超乎人想象的，随着承平日久，胆子也逐渐大了起来，而地方官员掌握的治权本就不小，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抛开两税，自己另搞一套。
这种情况，在开宝二十四年的当下，已然十分普遍，全国各地都是这般。对于此等乱象，朝廷不是不了解，也不是不管。
只是，过去之时，朝廷最看重的就是财税，最顾忌的就是各地财税收不上来，刘皇帝当年的集权改革，财权就是一大重点。
如今，各地官府，根据朝廷每年制定的税额，保质保量地收缴上交，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地方官吏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中枢朝臣也有不少人持这样的看法，只要别搞得太过分，激出民怨，闹出乱子……
楚州这边，也不能“免俗”。开宝二十三年，由财政司制定，淮东道分派下来，楚州的税额在三十一万贯，对于寻常州县而言，这可是一笔重税。
但偏偏楚州不是一般州县，耕地众多，地况良好，水利发达，产出巨大，同时享受着运河带来的利益，商税充足。因为临海，渔盐之利也得到一定的开发，过去这些年，占城稻以及棉花种植，都在楚州得到推广，这些都是来钱的东西。
因此，区区三十一万贯，对楚州而言，实在不算什么，即便有困难了，地方上的“贤达”们随便挤一挤，就足够州府完成任务。
楚州的情况这么好，道司那边自然是满意了，不会提出其他要求，至于土地问题，就更不看在眼里了。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道司分下来三十一万的税额，楚州的官僚们又岂会只收这么多？显然是不可能的。
按照大汉最新的财税分配原则，中枢占一半，留道两成，余下三成则归下属州县的行政支用。但地方的官府们，又岂会本分地按着这个额度来？
事实上，整个税赋链条中，出了上缴中枢的那五成外，自道司以下，全都有一个多拿多占的心理。道司觉得两成不够，要占更多，州府扛不住道司的压力，自然向下属县、乡施压，一层层压迫下来，基层收税，自然怎么高怎么来。
而楚州这边，在去年实际收取的税钱，足足有四十万贯，刨除该上缴的中枢与道司的固定部分，剩下的也足以让州里过得滋润，而具体到县乡，真正收取的税钱，显然也远不止四十万贯。
官僚嘛，往往就是这样的，朝廷定下一个税额，在实际征税的过程中，层层盘剥压榨下来，他能搜刮出三倍、五倍乃至十倍的数量。
赵承宗算是有一定节操的了，为政比较克制，但也不是完全按照朝制规定而来，即便他想，也挡不住全州官僚、权贵的意志，只能尽量维持，避免过度盘剥治下百姓，免生民乱。
而楚州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下去，但其他道州可就未必了，毕竟，全天下没有多少州府能有楚州这样优渥的条件，远的不说，就淮西的那些穷困州县，那里情况才严重。
并且，越是穷困的地方，刮起地皮来，就越狠。尤其是那些一心只顾迎合上意，完成任务，同时满足官僚、地主阶层贪欲的官僚，做起事来，就更加耸人听闻了。
大汉的监察系统辅以两个特务组织，其监控能力是远超历朝历代的，但即便如此，难以对地方做到面面俱到的监控。
朝廷过去即便处置一些做得过分的人，但也只是触及皮毛，大环境并未影响的。轰轰烈烈的吏治运动，处理了那么多官员，但新接替的人，仍旧按照过往的模式，治政驭民收税，同样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这样的情况下，收到的情报越多，了解的东西越多，那些让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的现状，如能让刘皇帝睡得安稳，又如何能不痛下决心，向财税系统动刀子，推动税制改革。
且不管新税制会带来多少好处，又会产生什么弊处，甚至对于时下官府压榨地方的现状并不能做到根本改变，但至少通过这么一场改革，能把已经暴露出的弊端好好地清理一番……
为了统治需要
赵普认真听着，一直到赵承宗讲述完，老脸上都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依旧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少许深刻的思考。
口干舌燥的赵承宗忍不住喝了口茶，小心地看着老父，逐渐沉默了下来。事实上，对于地方上的一些乱象，赵普还在任上之时，便早有察觉。
只是，那时候，形势尚好，赵普也重在维稳，税赋上缴又正常，在监管上自然也就难免宽纵了些，仅仅打击重点，并没有进行一些太深彻的改革。
这两年在江阴，对于县乡的为政、土地、税务，也默默观察研究着，深入基层，了解也更深入，最大的感触便是，官府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情况，比起当年又严重了几分。或许是这几年大汉纷扰不断，外部矛盾引发了内部矛盾，又或者只是过去隐藏的矛盾逐渐浮出水面……
尤其在税收政策上，肆无忌惮的官员太多了，楚州这边倘若果如赵承宗所言，那还有些底线与分寸，而江南之地，本就富庶，是大汉财税重地，常受朝廷关注，地方官僚的做法也不敢太过分，还勉强能够维持下去。
然而，其他道州呢？那些穷山恶水、偏远州县，又是怎样一种状貌呢？显然不容乐观，要知道，过去处置的恣意妄为、鱼肉百姓、残商虐民的地方官僚，大部分都属于贫穷、偏远、落后地区。
穷山恶水出刁民，同样也出刁官酷吏，经济发达地区的官僚们，多少还会维持一些体面，可供他们攫取的资源也更多，治下士民的承受能力、抗风险能力也更强，如此方才达成一个相对平衡。
从去年开始的吏治整顿，反贪除恶，除了造成已经发生的那些混乱之外，但积极的一面也同样体现出来了，清除了一大批贪官污吏，解决了一大堆地方蛀虫，很好地震慑内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
但是，赵普同样也意识到了，如今的地方现状还需要改变，地方官僚们必须得到限制，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甚至“有法可依”地搜刮盘剥，以眼下呈现的社会发展趋势，早晚会出问题的。
眼下富庶地区，尚可绥靖，但倘若再放任不管，只怕用不了多久，连这些富裕之乡的，都要被贪婪的权贵、官僚、地主们搞得天怒人怨了。
而关键问题，就是如何管，传统的治贪、除恶，御史监察，效果必然是有限的，像刚刚发生的运动式的清洗，显然是不能作为常规手段的。
思来想去，哪怕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从制度着手改变，革除旧弊，完善制度漏洞，从律例上约束权贵，限制官僚权力，保护农民，是一条不错的解决路径。
时下的大汉大汉社会生产力，比之前朝，又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论是农牧渔业生产，还是商业发展，其活力都远超历朝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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