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2节
而新的江南东路，徐怀属意刘衍出任制置安抚使。
除了原江东路经略使、转运使、提举常平仓使、提点刑狱公事，出任制置副使，协助刘衍分执帅司、漕司、宪司、仓司等事外，董成也将以制置副使出知建邺府事。
与大越以往想尽一切办法限制监司权柄、使诸监司之间相互制衡不同，徐怀则想着尽可能扩大路一级的权力。
即便暂时还不宜直接推出行省制，一正使五副使的配置，也足以令制置安抚使司有足够的权威治理地方。
相应的，中枢也将减少对州县一级的直接干涉；下一步除了核心州，如庐州、宣州等升格为府外，普通州县的主政官员及核心吏职，考核、升擢等事都将划归制置安抚司直接负责，中枢吏部不再干涉。
说白了，将来倘若想要将包括河湟、河陇、燕云、吐蕃、西域、漠南、辽东等地，都纳入帝国的版图，没有足够强势的路或行省一级常驻军政机构，如何去有效的治理、管控？
事事都将权柄收归中枢，州县重要事务都需要在禀报中枢后才能施行，大越以往疆域较小，还能勉强维持，但等到帝国的疆域扩大三四倍，到时候又受限于当世的交通与通讯条件，施政效率将低到何等地步？
江南东路除了辖域即将扩大近半，除了需要处置旧都种种遗留问题，兼理长江中游的防务外，还需要对长江以北的庐州、舒州、和州等地进行清田屯种。
为保证政局的平稳过渡，清田等事暂时不会涉及长江以南区域，但两次淮南会战，除了寿州、濠州等地备受摧残，淮西南部诸州县，人口流失也异常严重。
对于有底子可查、可追溯的耕地宅院，徐怀不会去动，会尽可能协助旧主还归淮西，但对旧主罹难于战难的田宅，以及以往为宗族缙绅侵占河滩、溪湖、山林所新开垦或逃避税赋未录田册的田地，徐怀则不会手软了，更不会坐视建邺等地官员士绅肆无忌惮的伸手过来圈占。
一方面这些地区的生产亟待恢复，另一方面长江以南滞留那么多的流民，需要有足够多的官田进行安置。
将流民陆续迁往长江以北诸州县进行安置，不仅能从根子上消除长江以南地区的治安隐患，能为捉襟见肘的中枢岁入提供大量的收入，还能为后续的战事源源不断提供士气昂扬的兵卒。
为此，徐怀暂时会在江南东路制置安抚使司之下增设清田军屯司，由京襄宿将范雍主持。
两浙西路暂时不会有什么大的动作，但目前葛氏窃居浙南（浙东），浙西与之一水相隔，同时又是大越财赋重地，徐怀则计划在浙西监司之前新设制置安抚使司统摄军政大权，由岳父王番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前往坐镇，兼领制置安抚使；王峻则以兵马都部署的身份，随同前往浙西统领、操练地方兵马。
虽说以传统的目光去看，京襄此时似乎更应该重点防范葛氏在浙南会有什么异动，同时也更得担心韩时良据淮东会不会心存异志。
不过，第二次淮南会战刚刚结束，渡淮作战延到秋后则不能再拖延下去，数以十万计的将卒家眷北迁安置工作，持续到今年底都未必能完成，各方面的钱粮度支捉襟见肘，徐怀只能将有限的资源，集中放到流民北迁庐舒和等州安置之事上。
磨刀不误砍柴工，庐舒和三州除了会有二三十万民众返乡外，预估还能安置近百万流民。
这一项工作要是能在接下来两年内做踏实了，徐怀压根就不怕葛伯奕、魏楚钧之流能搞出什么幺蛾子来。
因此除了调范雍到江南东路主持清田军屯司外，更为重要的举荐郭君判、姜燮、王明启等人出知庐、舒、和诸州事，从荆州、南阳等地抽调近千乡吏，以实际推动诸州的清田屯垦之事。
徐怀希望熟悉江淮事务的晋龙泉暂时以幕职的身份，协助范雍协调相关事宜。
徐怀此时前来建邺，除了商榷迁都等事外，还将正式出领枢密使及司空之衔。
大越立朝以来，司空、司徒、太保、太傅、太尉、太师，与“开府仪同三司”均为朝堂重臣的加衔、加官，不是什么实职。
不过，徐怀这次出领枢密使兼司空，将正式以司空的名义开府，以司空府取代之前临时性的天下兵马勤王招讨使司，统领诸路兵马。
到时候除了京襄路受司空府直接管辖外，寿、濠、汝、蔡、申、光及淅川等地作为战区，与驻守这些作战区域的选锋军、靖胜军、天雄军、宣武军、骁胜军以及诸路轮戍兵马都将接受司空府的直接统辖；甚至魏楚钧离开之后的五路度支使司，也将正式成为司空府下辖诸司之一。
司空府除了长史院、司马院、主簿厅以及选吏司、工造司、军械监、群牧监、各级军事指挥学堂、马兵步院、铸锋堂、五路度支司等职能部门外，徐怀还计划将军情司正式升格为军情参谋司。
曾经的军情司除了以刺探军情、战前侦察以及地形勘测等为主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诸多作战计划的拟定。
在战事规模有限，以及徐怀有极大精力，能够事无粗细的亲临一线，直接指挥较大规模的作战，以往的军情司是足够用的。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战争规模今非昔比，徐怀再是三头六臂，也不可能同时兼顾多个战场，也不可能深入到作战的每个环节中去。
传统的做法则是依赖于对各级兵马主将的选拔，一定级别以上的高级将领也将聘请私人幕职协助处理复杂繁琐的军务。
事实上，大越立朝以来，皇帝依托枢密院处理繁琐的军政事务，着枢密院拟定大的作战计划，负责军事情报的侦察、搜集，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后世参谋部的雏形。
可惜的是，出乎对武人的防范之心，枢密院的主要官员都由不熟悉作战的士臣担任，没有从军官中选拔。
而从枢密院下派到军队的文臣官员，也不甘心处于辅助、参议的地位，常常依照立朝以来以文治武、以文御武的传统及惯例，直接掌控战场的指挥权，而是将统领兵马的军官将领置于从属地位。
这些都直接限制了枢密院在战争中的正面作用。
升格的军情参谋司，徐怀当然会尽可能去避免这些弊端，而将掌握除兵马编成、组织、后勤补给以及军法监察等事务之外的主要军政大权，做为司空府的核心。
迁都
徐怀这次得授枢密使，并以司空持天子符节开府，名义上说是为方便统领诸路兵马渡淮北伐，却也是大越立朝一百六十多年难得一见的盛举，远非以往朝堂重臣加授这些虚衔能及。
先是周鹤等朝堂重臣上表奏请加封，绍隆帝下诏朝堂百官集议，上表奏请者甚众，绍隆帝顺应民心加授，徐怀以勋功微薄辞谢；再加再辞，最终于五月十八日嘉吉之时，于集英殿文武百官面前举行授节开府典礼。
除了徐怀以枢密使、京襄制置使、司空持节开府外，司空府下辖主簿厅、长史院、司马院与正式升格一级院司的军情参谋司，分别以韩圭、史轸、徐武碛、陈子箫四人为首，也分别加授枢密直学士、通奉大夫、枢密院都承旨及宣威将军、州刺史等荣衔散阶。
徐怀率史轸、徐武碛、陈子箫、韩圭等司空府主要将臣，在大殿之上接受文武百官朝贺时，绍隆帝坐在御案后的龙椅之上，脸色阴沉得快要能拧出水来。
授节开府典礼过后，紧接着又下诏册封萧林石为西燕郡王，许以在邛崃山以西，于大渡水与雅砻江之间立国，国都定于打箭炉，授石海为国相、萧燕菡为郡主，萧纯全为国世子。
之后逃京之变案也陆续审结。
汪伯潜、汪修涵父子、晋庄成、晋玉柱父子及罗楠光等五人以谋逆罪为首恶处以斩刑，汪、晋、罗之九族（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连坐，包括妇孺在内，总计三千余众皆流充西燕郡国。
钱尚端、张辛二人以串谋罪论处，其本人及三族（父、兄、子）连坐，一百二十口流充西燕郡国。
高纯年以不察盲从罪论处，免受极罚，革除尚仆射、昭文阁大学士等职衔，除郡公爵，贬为黎州团练副使；念其年迈，许闲居襄阳闭门思过。
除此之外，内侍省大小官员二十一人以蛊惑、参与谋逆罪处以斩刑，低级宫侍、宫女两千余众放归，有差遣职司者二百余人亦判流弃西燕郡国。
之后下诏裁撤淮西制置安抚使司，庐、舒、和三州并入江南东路，监司迁建邺，刘衍以枢密副使出任制置安抚大使。
五月二十八这天，荆州水师对建邺及以西长江水道进行封锁，三百余艘舟船组成庞大的船队，从建邺城北侧的秦淮河马汊口扬帆启航，载着绍隆帝及妃嫔、皇子、齐王赵寅、缨云公主以及文武百官及家小，皇城司所属官吏、禁卫武卒六千余众，还都襄阳。
建继帝迁都建邺之时，保留襄阳留京的地位，除了建继帝当时所居的皇宫，两府以及监寺部院衙署都予以保留外，周鹤、钱择瑞、朱沆等主要的朝堂文武官员在襄阳皆有府邸私宅。
在文横岳任襄阳留守期间，还主持修建了总长近六十里的外廓城墙，将汉水以南的襄阳城依山川地势扩到十三四里纵深，整体要比未经扩建的建邺大出三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