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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4节

 

这篇文章名为《墓碑记》,那意思是给自己的墓碑先作了记。

“君子不怙而擅威,不乘时而徼利,不行私而罔人于昧,不适己而困人于厄。

夫不怙势而擅威,智也;不乘时而徼利,义也;不行私而罔人于昧,诚也;不适己而困人于厄,仁也。

四者非君子其孰能之?

然而拟议于平时者易,而应酬于仓卒者难,较量于勉强者可为,而运用于从容者不可及也!

吾社今日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若当刑场,亦意气扬扬,谈笑以死!断头置于城上,颜色亦不稍变!”

士子模样的书生在大庭广众之下,用一种抑扬顿挫的语气念了出来。

周遭众多举人、秀才全都鼓掌叫好!

“真乃雄文也!”

“只可惜陛下看到这篇文章,亦看不到吾等以死明志!”

“可恨!朝中奸佞之臣,利诱陛下开海。其为首之人,便是那个叫杨介夫的!”

这帮人倒也聪明,知道皇帝不能说,就拿皇帝身边的人开刀。

反正你一眼、他一语,杭州城这样的状况也有几天了。

扰得人心倡乱,以至于都快忘了开海这回事。

另外一边。

王琼听了彭泽念出来,顿时觉得不对,什么叫‘拟议于平时者易,而应酬于仓卒者难’?这不就是鼓动人心,叫人们拼上性命,绝不后退嘛!

“真是胆大包天,是什么人敢写这样的乱文?他这是要乱我杭州城!”

彭泽略显平静的把宣纸放下,“中丞何必动怒?文人士子写文章向来慷慨激昂,这篇《墓碑记》也就是如此而已。”

“这叫如此而已?”王琼把气往肚子里咽,他也不想在这里争论这个,还是说正事要紧,“济物,浙江眼下的情况,大约也就是靠你了。除了你,本官实在也想不到有什么其他人,能安抚这帮士子。”

“安抚,如何安抚?”

王琼看他态度不对,干脆先上狠的,“济物,你总不会觉得,任他们在大街上这样大谈君子小人,是对的吧?”

彭泽不以为然,“君子小人又何不能谈?说清楚何为君子,何为小人,才能善恶分明!”

“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王琼忽然大声起来,“你想想北边,杭州再这样闹下去,能不出事吗?”

“中丞!”彭泽也不让他,他向来都不是胆小的人,“下官若是没听错,你是要诽谤圣躬。”

王琼懵了,“你胡搅蛮缠什么?我何时诽谤圣躬?”

彭泽道:“听中丞的意思,陛下是饶不过杭州城里的这些士子了。可陛下一代仁君,外面又都是志向报国的读书人。怎么会有中丞说的那些事?你这不是诽谤圣躬又是什么?”

扣帽子的功夫,彭泽是一流。

历史上,这个人的斗争水平也是厉害得紧。

王琼见他这样说话,也就没有好脸色了,指着他的鼻子说:“彭济物!当今圣上睿识英断,绝不是软弱可欺之君,你自己想想!如此数量的士子聚集在一起,高读《墓碑记》这样的文章,妄议国策,胆大包天。古往今来,哪个有手段的帝王能饶得了他们!我诽谤圣躬?我看是你诽谤圣躬!你是想说陛下会怕了这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士子!”

“你怎样看我,这都无所谓。但你最好搞搞清楚,可不要最后自己没救成人,又怪朝廷动了刀!”

彭泽被这么一说,竟也一时无言,因为他也担心,万一真的是王琼说的那样呢?这个人,道德不多,但是脑子不少。

“所以中丞的意思呢?”

“你出面,劝他们都回家,回去以后看看圣旨怎么写的!天子一怒,伏尸百万。以当今圣上的脾性,就是浙江走出去十万大军都不怕,更何况他们这几个人?”

彭泽拳头紧了紧,他不知道是该信还是不该信。在他看来,王琼的话多少有些耸人听闻。无论怎样,朝廷也不会对这么多人做出什么吧?

血水、雨水

王琼最终还是说服了彭泽,因为彭泽一样不愿意看到那种血流成河的场景。

状元公李旻,自号无涯、人称无涯先生的李志,这些在当地文坛略有名气的人他都召到衙门里亲自接见。

当然,少不了《墓碑记》的作者,一个叫黄思过的儒生。

浙江文盛,各类书院开了不少,平日里讲学、文会数不胜数。

这帮人啊,谱大着呢,也就是彭泽平日里素有清名,要是换了名声不好的王琼,说不准还都不愿意来。

王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不出面。

“状元公、李先生、黄先生……”彭泽拱手一一见过,“今日请诸位来,乃是为了这几日杭州城的风雨,即便是弘治十七年浙江贪腐窝案爆发,杭州也没有出现万人士子相聚喧哗的场景,这次闹成这样,我只怕结果对各位会有不利。”

“济物先生。”李旻先来,他到底还是有过官身的人,又是状元公,人人以他为首,他也不能躲着不说话,“群情激愤和朝廷在不在浙江查办贪腐案无关。贪腐之人,人神共愤,朝廷灭之,我等只会拍手称快,怎么听济物先生的话,像是我等不乐意见到似的。”

彭泽一凛,逻辑上,他说的话确实不通,这是经常在官府里混,叫王琼那帮人带错了路了。

李旻又说:“陛下是一代明君,便是当太子时也人人称颂。只不过朝中有奸佞之辈,先是利诱陛下行走私之实,与民争利,如梅可甲者;如今又利诱陛下开海,如杨介夫者。开海可是祖制,海禁一开,倭寇来犯,到时又当如何?浙江的百姓由谁来管?”

彭泽抬手,“与民争利不要说了。当今圣上用度节省,所筹集的银两大多用于国事。”

“那么……下面的人呢?”李志扇子一收,“弘治十七年贪腐窝案,其由头是宫里的太监被殿下抓到贪墨银两。虽说此人已经身死,可宫里贪腐的又何止其一人?陛下开了海,所得银两其中大半怕是要进各级官员的口袋,到最后,肥了他们,穷的是我浙江的百姓。如此算来,又有何益处?”

“所以,诸位是觉得开海不利?”

这话无人敢接,私下里当然可以随便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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