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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2节

 

今天并无其他要事,祭祀安排在了后面。最为主要是与湖广、河南和江西巡抚见面,听他们禀报各自的政务和军务。

但一见面,朱厚照却单刀直入,他说道:“朕自离京以来,也就是山东好一些,其余的到任何地方,都少不得会碰到民间的一些怨气。地方上的大族、豪强、士绅等等,不管叫什么称号,总归是有势力的人,他们欺压百姓,欺压的不可谓不厉害啊,你们呢,应当也好不到哪里去吧?”

河南的巡抚仍为彭泽,朱厚照在几个地方用了时间很长的巡抚,效果较好,所以官声很好的人,他就暂时没动,彭泽就是一个。

这样给他们以较长的时间来抚平一个地方。

湖广的巡抚是谢迁,也是这种情况。

江西巡抚是正德八年上任,叫荆少奎,是从知府、布政使这样一路坐上来的。

皇帝这些年主要提拔这类官员,荆少奎算是其中冒出头的,大概四十岁出头,但形象并不好看,有些矮,脸还圆,因为这个原因,当年进士始终考不上。

对,他还只是个举人。

但没关系,只要确实是个干员、能臣,正德皇帝是敢大胆任用的。

一个封建王朝,到了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土地兼并,解决好了农民种地的问题,基本就能续命半个世纪。

荆少奎的特点就是官当到哪里,就把这个问题解决到哪里,这是个意义很重大的事,朱厚照一直相当重视,也一直背地里撑着此人,撑他到了如今的巡抚位。

彭泽、谢迁和荆少奎三人都算是皇帝的心腹之臣,但面对这个新的问题他们却是没有底气。

彭泽说:“臣在河南听闻此事,也暗中了解了一番,河南各府的情势……并不乐观。”

谢迁、荆少奎也说不出不同的话来。

朱厚照叹气一声,“所以朕这几日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这些人当中,不少都是当地士绅,朕看那些案卷,其中土地投献的问题已经是触目惊心,在这桩事上,朝廷反而是帮着他们的。”

谢迁疑惑,“不知陛下此言何意?”

“因为他们可以免去钱粮,普通的老百姓就想要把土地挂在他们名下,这是要求人的事,怎么能不给点好处?一家如此,则家家如此,长此以往,不就是朝廷助长了他们的威风?”

荆少奎很是赞同,“陛下此言争切中要害,微臣记得,正德九年的大朝会朝廷也曾议过土地投献的问题,不过此事杜绝起来尤为困难,这是民间的私下行为,官府往往鞭长莫及,因而正德以前,其实朝廷也知此情形,但却难以有效阻止。”

“不瞒你们说,朕这一路来,始终都在琢磨这个问题。”朱厚照原本背着他们,此刻忽然转过来,“关起门来讲。你们说,要是朝廷取消了士绅优免如何?”

三人同时大惊,这可是天大的事。

“陛下,此事万不可轻率!”彭泽很认真的说。

“朕知道。但士绅都是有钱的主,朕按照土地收他们一点税,他们总不至于为了这点家财,便和朝廷硬抗到底吧?”

谢迁言道:“只怕,若真是如此,会使得士绅与朝廷离心离德。民间,尚有升米恩斗米仇的说法。”

这是朱厚照第一次试探臣子,而这一步也总归要走的,“难度总是有的……但利弊相伴,其利的一面是不是也不小?”

朕岂能留患于后?

明朝士绅优免这件事,见于《太祖实录》所载: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见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

这其中有我们后世人难以理解的一句话: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朱厚照作为地位最高的人,实际上他也收益于这句话,其内涵在于:官与民就是地位不等的。

等级制度是深入人心,也是王朝得以维持稳定必不可缺少的。他本人所有的优渥与奢侈也都来自于对最底层民众的压迫。

既然如此,士绅群体就该有其优待之处,这是经济上的优待换得的政治上的拉拢。

不管圣人经典如何强调‘民为邦本’这件事多么重要的,事实上正经的统治逻辑其实是要老百姓你就安安稳稳当老百姓。

所以这里面的根本逻辑就是扭曲和自相矛盾的。

嘴上喊着的是民为贵,实际上历朝历代都处处打压民。

就如同之前不允许百姓拦轿告状是一个道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彭泽讲‘不可轻率’就是谋国之言。

这件事要做成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和智慧的。

当然,人们常以雍正推行了士绅一体纳粮纳粮从而提高了对他的评价。

但这里面有几件事需要明确,第一,士绅一体纳粮当差并不是在雍正朝提出的,实际上是顺治后期一系列改革的结果。

第二,清朝与明朝不一样,或者说与历朝历代都不一样。明朝的统治基础在士绅,清朝则不是,他的根基是八旗贵族。

第三,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有起始、酝酿的过程,它不是孤立的忽然就从雍正的脑袋里面冒出来了。

江南士绅群体在清朝入关、军事上彻底失败以后,仍然试图保留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权益。

尤其顺治年间,清朝不断恢复旧制,弄得这帮地主老爷觉得‘old days’又回来了,所以他们从顺治朝开始就和清廷开始了相互试探。

所谓的清初三大案,就是清廷打压江南士绅的具体表现。

在这几十年,清廷先是处决了一个叫陈名夏的官员,后续又连带处决了一千余名官员,就是打碎南方官员在朝堂上的话语权。

在此之前,大量南方官员投降进入清廷,他们与满人官员的价值观相左,并且试图以过去那种方式来影响朝廷,若是能像明朝后期一样,声音都是他们的,那就更加美好了。

但事实证明,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政治胜利的根本保证。满族人在顺治年间也压根不在乎什么儒家的政治传统,以及礼教两字之下隐藏着的读书人的特权。

后来,清廷禁止各种‘盟社’,就是剥夺了这个群体在民间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又有文字狱,从而瓦解他们在思想层面的影响力。

这些连续不断的措施,基本上把江南士绅的政治地位完全踩碎,所以我们从未觉得清朝的文人有明朝那样嚣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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